媒體的網絡輿論風險與應急管理向度探析

2020-12-23 17:19:52 來源:采寫編2020第6期

社交媒體時代,危機是一種常態。各行各業所面臨的網絡輿論風險呈現出常態化趨勢,媒體也概莫能外。近年來,媒體發生的版權侵權糾紛、新聞敲詐、媒體從業人員自身問題引發的新聞機構名譽受損等,使涉事媒體陷入了網絡輿論風險的漩渦。針對這些問題,需要媒體通過應急管理由外向內進行向度轉變,及時應對媒體的聲譽危機,維護媒體公信力。本文首先分析了關于媒體應急管理研究的成果綜述,認為媒體應急管理需要從外向內進行向度轉變,從法律、倫理和技術三個層面提升媒體自身規避風險的能力。

一、關于媒體應急管理研究的成果綜述

首先,針對新舊媒體版權糾紛,媒體需要從多方面入手加強對版權的保護。媒體版權糾紛是媒體應急管理中經常遇到的棘手問題。學者劉海明分析了媒體應急管理存在的問題,他認為訴前和解手段“私了”以及審前和解手段“撤訴”是媒體處理版權糾紛的慣用手段。從表面上看,和解手段雖然不完全地保護了媒體的形象與名譽,從長遠來看,不利于將媒體納入遵循著作權法的正軌。媒介融合時代,新媒體與傳統媒體關于版權正當性與合法性的爭論既有摩擦也有融合。學者彭桂兵認為,與傳統的司法訴訟不同的是,媒體傾向于憑借話語力量來維護自身著作版權的合法性。社交媒體時代,媒體內容侵權現象時有發生,一些侵權手段也比較隱蔽。學者劉磊認為需要從懲罰力度、投訴機制、技術手段等方面入手實現對版權的保護。

其次,社交媒體內容失真的治理對策以及由此導致的平臺傳播權位移。社交媒體虛假新聞泛濫、內容失真在當前非常引人關注。2016年奧巴馬簽署《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學者陳絢認為該反宣傳法案實現了傳播權在信息傳播平臺上的位移,其最終利益獲得者是那些掌控算法新技術的精英群體,他們采取了一些創新舉措治理虛假新聞。比如美國臉書網與專業的事實核查機構合作,壯大事實核查隊伍,提供“相關文章”鏈接,支持用戶標記一些存在質疑的新聞等。

再次,媒體的聲譽管理及其建構維度。媒體聲譽屬于抽象概念,難以量化。學者喻國明對媒體聲譽管理進行了細化分析,認為媒體聲譽包括內在和外在兩個維度。內在維度有公開、關切、可靠;外在維度有同類平均線尺度、媒介地位尺度與社會動員尺度。學者劉海明把媒體聲譽分為媒體工作者的自身聲譽以及新聞機構聲譽兩個部分,任何一個部分名譽受損都會影響到媒體的整體聲譽。譬如一位媒體工作者的作品質量再優秀,如果他的社會名譽受損,或者他的言行與公序良俗相違背,往往會引發公眾的質疑。

最后,治理新聞敲詐,需要從合力中尋找根治路徑。新聞敲詐是媒體經濟犯罪中所占比例較高的案件,其影響往往非常惡劣。學者魏永征指出有些案件中,新聞敲詐形成了涉事新聞機構向企業收取“保護費”后保持“有償沉默”的不良規則。學者展江多年來一直在關注媒體人經濟犯罪的經典案例,從法律層面進行評述。學者董天策認為新聞敲詐不但與新聞記者的職業道德相關,還與一些企事業單位與少數新聞機構或新聞工作人員進行利益交換相關。新聞敲詐的治理,既需要借助于社會的綜合治理,又需要從社會合力中探尋根治之法。

二、媒體應急管理向度亟須由外向內轉變

上述這些成果切合了社交媒體時代的實際情況,從媒體從業人員到新聞機構自身都進行了研究,認為媒體應急管理需要由外向內進行向度轉變,并且提出了治理策略,包含法律、倫理、技術等方面。網絡輿論的即時性和監督性使各行各業的網絡輿論風險趨于常態化,媒體需要提升網絡輿論風險意識,將危機管理由外向內進行向度轉變,防范媒體自身危機。

媒體應急管理大致可以分為媒體對內的應急管理和媒體對外的應急管理兩個維度。所謂對外的應急管理,包括媒體對外界突然發生的災害事件、公共事件、群體事件等所進行的報道。所謂對內的應急管理,是指新聞機構自身處于網絡輿論風險漩渦時所采取的規避管理措施。兩者相對比,媒體很少關注對內的應急管理。從當前實際情況來看,媒體對外界危機事件的應急報道日臻完善,但是當媒體自身陷入網絡輿論漩渦時,其應對效果往往不能令人滿意。需要媒體由外向內進行應急管理的思維轉變,加強對內的應急管理應對媒體的名譽危機。

社交媒體不但改變了受眾接收新聞的方式,而且打破了以往的輿論格局。以往的輿論場中,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處于中心位置,擔任主要角色,能夠對其他社會機構進行輿論監督,同時憑借新聞話語的壟斷來規避自身的輿論風險。社交媒體滲入的輿論場中,微博、微信、網站等成為輿論集散地,并且具備網絡輿論監督的功能,新聞話語權從傳統媒體手中慢慢流失,一部分已經轉移到網民手中。學者劉海明認為網絡輿論監督的交互性使各行各業所處的輿論風險開始常態化,監督者與被監督者彼此間的角色開始松動。當媒體和外界發生利益摩擦時,涉事的新聞機構往往會在社交媒體上接受網民的監督和批評,使其陷入網絡輿論的漩渦,甚至會發生媒體危機事件。

三、媒體應急管理向度的實施舉措

首先,社交媒體時代,新聞機構的應急管理還存在缺位現象。當新聞機構陷入網絡輿論漩渦時,其應對舉措往往不能令人滿意,比如包括新聞供給應急缺位、節目編排應急管理缺位和網絡輿情應急管理缺位,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當地媒體的集體聲譽。因此,媒體應急管理向度亟須由外向內轉變。從這個角度來看,媒體應急管理對于新聞機構化解自身的網絡輿論風險,維護媒體聲譽,提升媒體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社交媒體時代,媒體應急管理要重視并切實解決存在的現實問題。從宏觀視角上,新聞機構的網絡輿論風險趨于常態化。社交媒體時代,新聞媒體對外的應急報道日臻完善,媒體自身所面臨的網絡輿論風險開始增加。需要新聞機構轉變管理理念,將重心放在“里子”建設上,增強網絡輿論風險意識,重視對內的應急管理。從微觀視角上,新聞機構對內的應急管理主要包括媒體版權糾紛、媒體版權抗爭,社交媒體虛假新聞泛濫、社交媒體內容失真,媒體從業者的自身聲譽和新聞機構的聲譽,媒體經營中的勞資矛盾、新聞敲詐,新聞從業者的人身安全,媒體應急管理的缺位現象等。

最后,社交媒體時代,媒體應急管理的改革向度:法律向度、倫理向度和技術向度。從媒體應急管理改革向度的視角,對媒體應急管理的改革提出了三個方向,即法律向度、倫理向度和技術向度。概括來看,法律向度,是以媒體版權、記者人身安全等具體問題作為切入點,總結新聞機構在法律層面存在的問題與不足;倫理向度,是以新聞敲詐、媒體從業人員個人問題引發的新聞機構名譽受損等事件入手,闡釋媒體的職業倫理、處世倫理、表達倫理;技術向度,是以社交媒體虛假新聞泛濫為關注點,呼吁媒體從多方面入手治理內容失真。

綜上所述,社交媒體時代,網絡輿論風險趨于常態化,媒體應急管理的思維需要積極創新。媒體不但要對突發事件進行及時而準確的報道,而且需要提升自身的輿論風險意識,規避自身面臨的網絡輿論危機,通過增強對內的應急管理來化解自身危機,維護媒體聲譽。

(作者簡介:和曼,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焦飛越,河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20級新聞與傳播專碩在讀;白樹亮,河北大學——中央蘭開夏傳媒與創意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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